媒体10月20日消息，四川省犍为县本是一个经济并不太发达的边远地区县，但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却是一名巨富。近日成都中院公开审理田玉飞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，涉案金额达3200余万元。在法庭上，田玉飞对公诉人有关受贿的陈述并无异议，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提出了异议。田玉飞表示，自己在1992年曾下海经商，通过办公司、炒黑市股、开办娱乐城、收取房租及利息等，其合法收入应有1000余万元。

　　从报道看，田玉飞仅仅供述了“自己在1992年曾下海经商”，经商时间有多长，是否中断过，这些情况都不得而知。但即便按他从1992年经商到现在计算，短短10余年就可以轻轻松松赚取“合法财产”1000余万元，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——本该成为商界奇才的田玉飞进入政界是不是走错了门？然而，只要对照党纪国法认真分析田玉飞关于1000多万元巨资属于“合法财产”的申辩，就不难发现其逻辑上的漏洞。一位党的领导干部，短期内通过经商掘出滚滚财源而富甲一方，所得到的巨额财产真的没有沾染权力因素？真的就那么理直气壮地“合法”吗？

　　作为一名“受党教育多年”的领导干部，田玉飞凭着特别的“政治智慧”，或许懂得一位公民可以通过经商合法地获得巨额财产。但田玉飞显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领导干部及其亲属不得经商办企业，这已是党纪政纪中多年以来的规定。田玉飞1986年就已入党并成为一名干部，经商办企业的违纪性质无可置疑。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遵守法律，还要遵守党纪政纪。田玉飞仅仅辩称自己的财产“合法”，却丝毫不提做生意发财的“违纪”。既可谓常识性错误，也可谓对腐败的规避。

　　回顾田玉飞的成长历程，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和经济上的财源广进可以说比翼齐飞。田玉飞手中不能说明来源的1000多万元巨资，究竟是因其高人一筹的经营能力而获得，还是妄图以此掩盖尚未掌握线索的受贿事实，需要检察机关进一步侦察后得出结论。不过，在被纪检机关掌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况后，一些领导干部总是想方设法为其披上合法外衣，这已经成为反腐败领域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。除去“做生意”的“理由”外，另一种典型方式就是声称自己的财产来源于“礼金”，借以模糊合法与违法的界限。

　　事实上，我国现行党纪政纪对官员经商和收受礼金做出了明确规定。除禁止官员及亲属经商办企业之外，还要求官员不得收受礼金。但在执行上，一些地方往往不够坚决，甚至对官员将其巨额财产来源于“做生意”、“礼尚往来”等辩解予以认可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度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需要明白的是，官员持有的权力属于公权，而禁止官员经商办企业和收受礼金，就是为了划清公权与私利的界限。如果在性质认定上模糊了这个界限，就会为依靠权钱交易获得巨额财产的官员逃脱罪责提供可乘之机。

　　推进制度反腐，必须狠抓制度健全和制度落实两个方面。在党纪政纪明令禁止的情况下，官员还振振有词地辩称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属于“做生意”得来的“合法收入”，实际上是向反腐制度的严肃性叫板。同时，这种现象也从反面启示我们，进一步完善对官员行为的制度约束，建立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审查制度，理当成为制度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(来自人民网)